红星照耀中国，也会照耀世界 ↗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影片《红星照耀中国》于2019年8月8日上映，我于8月10日去电影院看了这部电影。在决定看这部电影前，就已经定下了要写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红星照耀中国，并照耀世界”。可巧的是这部电影是这样结尾的，电影中饰演毛主席的演员2019年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摘帽说“红星照耀中国”，饰演斯诺的演员接着一句“也会照耀世界”，这句话让我怦然心动。整部电影虽然拍得四平八稳，但得到这一句，已然是非常大的收获。于是我就用“红星照耀中国，也会照耀世界”作为题目了。

《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红色经典，我在高中时期就听过书名，但是到今年才完整的读完这本书。开慧书院第二期读书会便是共读这本书，由我担任导读人，花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才讲了全书的一半。一直想要有个完整的分享，刚好借着看这部电影的契机来实现这个想法。

1936年是中国国内局势大转变的关键性的一年。红军长征取得胜利，西安事变正在酝酿。中国正由长期的国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即将拉开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斯诺带着当时无法理解的关于革命和战争的无数问题，6月间由北平出发，经过西安，冒了生命危险，进入陕甘宁边区。他成为了在红色区域采访的第一个西方新闻记者。可以说，他是一个报春的燕子。

斯诺在《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中写到：“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的，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

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大一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做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使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

书的开篇是“探寻红色中国”，提出了许多未获解答的问题。一个优秀的记者，一定是一个提问的高手，斯诺为去红色中国前做了充足的准备与思考。摘选一些他提的问题如下：

中国的红军是不是一批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服从并遵守一个统一的纲领，受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指挥呢？如果是的，那么那个纲领是什么？……有什么不可动摇的力量推动他们豁出性命去拥护这种政见呢？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基本争论究竟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同其他地方的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有哪些地方相像，哪些地方不同？……他们是不是“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读过《资本论》和列宁的著作没有？他们有没有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经济纲领？……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使他们那样地战斗？是什么支持着他们？他们的运动的革命基础是什么？是什么样的希望，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使他们成为顽强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战士的呢？……他们的领导人是谁？他们是不是对于一种理想、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学说抱着热烈信仰的受过教育的人？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

中国的苏维埃是怎样的？农民支持它吗？如果不支持，那么是什么力量在维系住它的？共产党在他们的权力已经巩固的地区实行“社会主义”达到什么程度？为什么红军没有攻占大城市？这是不是证明红军不是真正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而基本上仍然是农民的造访吗？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仍然是农业人口，工业体系即使不说是患小儿麻痹症，也还是穿着小儿衫裤，在这样的国家怎么谈得上“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呢？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中国的“红色工厂”是怎样的？红色剧团是怎样的？他们是怎样组织经济的？公共卫生、娱乐、教育和“红色文化”，又是怎样的？

读完全书，发现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答。

斯诺到西安后，首先去拜访了杨虎城，对杨虎城做了简短的访问之后，就去找陕西省主席邵力子。邵在衙门花园里接待了斯诺，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很有意思。

“现在红军怎么样了？”斯诺问。

“没有留下多少了。在陕西的不过是些残余。”

“那么战事还在继续？”

“不，现在陕北没有多少战斗。红军正在转移到宁夏和甘肃去。他们似乎要跟外蒙古取得联系。”

邵力子把话题转移到西南的局势，当时那里的反叛的将领正在要求出兵抗日。斯诺问他，中国应不应该同日本打仗。邵反问道：“我们能打吗？”

邵的观点基本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认知。其实邵力子要算是中国共产党的早起筹备者之一。早年的邵力子可以说是一个热血青年，1906年留学日本时加入了同盟会，后与柳亚子发起组织南社，提倡革新文学。1920年5月，邵力子与陈独秀等人在上海发起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转为中共党员并参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1925年任蒋介石秘书，1926年退党。此后的邵力子就变成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了。

在西安，促成斯诺去红色中国的关键人物是神秘的“王牧师”。斯诺对王牧师评价道：“在以后的那个星期里，我发现即使仅仅为了王一个人，也值得我到西安府一行。我每天花四五个小时听他聊天，回忆往事，还听他对政局作比较严肃的解释。他是我完全意想不到的一个人”，可见对王牧师的喜欢。后来毛泽东说起，“我们党内有两个奇人，一个做过和尚，一个当过牧师”。“和尚”是指许世友将军。“牧师”就是指这位秘密党员董健吾。

在王牧师、张学良、邓发等人等帮助下，斯诺通过红色大门，进入一个让人惊叹的黄土世界。斯诺评价说“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在骡夫和几个向导的帮助下，斯诺一步一步深入红区，直到他见到周恩来。

在周恩来的司令部，周对斯诺说：“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周恩来还亲自给斯诺动手起草了一个旅程，开列着为时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的各个项目。斯诺在刚开始听到需要九十二天是惊呼的。但周恩来告诉他这次旅行会非常有趣。

斯诺花了不少笔墨写周恩来的传奇，他是这样描述周恩来的：“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使我感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1927年北伐，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蒋介石任总司令。“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二十八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我是读到这里才知道原来1927年有过这样一段历史。共产党在三个月内组织了六十万名工人，周恩来和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组织了五万名工人纠察队。1927年3月21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这些工人们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五万名工人武装起来，编成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这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从获胜的工人军里接受政权。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除上海工人武装，开始清党反共。周恩来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斯诺评价周恩来的时候，这一段写得非常精彩：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

见完周恩来后，斯诺随同通讯部队护送一批物质去保安。路上通过红军指挥员李长林讲述了“贺龙二三事”。斯诺在李长林身上发现一种“在这样奇怪地铁一般团结的中国革命家身上一再碰到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集体的负担或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李长林讲“土匪头子”贺龙的故事从他小时讲起，贺龙的父亲是哥老会的一个领袖，他的名望传给了贺龙。“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武官，一天别的武官请他去赴宴。他把儿子贺龙带去。做爸爸的吹嘘自己儿子如何勇敢无畏，有个客人想试他一下，在桌子底下开了一枪。他们说贺龙面不改色，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名声遍及全国。红军说，他可以手无寸铁地到全国任何一个村子里去，向哥老会说出自己的身份后，组织起一支部队来。李长林说贺龙的口才很好，说起话来能“叫死人活过来打仗”。

“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一九三五年从湖南苏区撤出时，据说有步枪四万多支。在长征路上所经历的艰难困苦较之江西红军主力甚至更大。在雪山上死去的有成千上万，又有成千上万的饿死或被南京方面炸死。但是由于贺龙的个人感召力和他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据李长林说，他的许多部下宁可与他一起在路上死去，也不愿意离去，在长征路上有成千上万多穷人参加，填补缺额。最后他率众约二万人到达西藏东部与朱德会师。”

“贺龙不计较个人财物，除了马匹。他喜欢马。有一次他有一匹非常喜欢的马，这匹马给敌军俘获了。贺龙又去打仗夺回来。结果真的夺了回来！”

与李长林聊到最后，斯诺忽然问他结过婚没有。

“我结过婚了，”李慢慢地说，“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斯诺写道这里，动情的说，“我开始有一点点懂得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

我读到这里，也非常的感动，在这一页的空白处写下一句：“共产主义传到中国后，复苏了华夏精神。”

在路上的最后一天，斯诺遇到了一群孩子们，这一段对话也是非常精彩。

斯诺问：“什么叫共产党员？”

“共产党员是帮助红军打白匪和国民党的人。”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开腔道。

“还有呢？”

“他帮助我们打地主和资本家！”

“那什么叫资本家呢？”这个问题可难住了一个孩子，可是另一个孩子回答说：“资本家自己不干活，却让别人给他干活。”

“这里有地主和资本家吗？”

“没有！”他们都齐声叫道，“他们都逃跑了！”

“逃跑了？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斯诺到保安不久后就见到了毛泽东。他同毛泽东的访问记录就有大约两万字，而且也多亏了斯诺的采访，我们才了解毛泽东幼年和青年时代的情形。接下来写的这一部分，相当于一个斯诺版的《毛泽东传》了。内容丰富，写得活灵活现，都是些激动人心的记录。

斯诺在写毛泽东时开篇讲了这样一段：

首先，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绝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但是，不可否认，你觉得他的身上有一种天命的力量。这并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根本活力。你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如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

描述毛泽东的特点，斯诺说，“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甚至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和苏维埃的缺点的时候他也笑得厉害——但是这种孩子气的笑，丝毫也不会动摇他内心对他目标的信念。他说话平易，生活简朴，有些人可能以为他有点粗俗。然而他把天真质朴的奇怪品质同锐利的机智和老练的世故结合了起来。”

“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是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都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

“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自大狂的征象，但个人自尊心极强，他的态度使人感到他有着一种在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我从来没有看见他生过气，不过我听到别人说，他有几次曾经大发脾气，使人害怕。在那种时候，据说他嬉笑怒骂的本领是极其杰出和无法招架的。”

谈到毛泽东对哲学的热爱，有一段让人印象深刻。斯诺说，“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接下来过渡到的关键问题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的基本政策是什么”，斯诺和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就这个问题作了十几次的谈话，斯诺花了大量的笔墨来写这一章。毛泽东回答，“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中国，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的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对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还提到了未来的外交政策：“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外国正当贸易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多的机会。四亿五千万人民生产和消费的力量，不是一件能完全由中国人来管的事情，而必须要许多国家来参加。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把他们巨大的潜在的生产力用在各方面创造性的活动上，能够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生活在2019年的我们，回过头来看这段话，是不是会有一种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先知的感觉？而这些判断，都是毛泽东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

谈到抗日战争，斯诺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人民才能够消耗和打败日本的军队？

毛泽东回答说：“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全世界结成反日统一战线；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各国人民采取革命行动，在这三个条件中，主要条件时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斯诺继续追问：“你认为这样的战争要打多久？”

毛答：“这要看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要看中国和日本国内的许多的决定性因素，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速度而定。如果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其一致的，如果上下左右都是有效地组织起来的，如果那些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对自身利益威胁对各国政府给予中国的国际援助是大量对，如果日本国内很快发生革命，那么这次战争就会很短。很快就可以得到胜利。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会是很长久的，但到最后，日本还是要被打败，只不过牺牲重大，全世界都要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

斯诺还问道：“为什么红军还能节节获胜，它不仅能够存在到今天，而且还能增加它的力量？”

“答案就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中造成了一种磐石般的团结，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志愿的、自觉的，为着他本身的利益和他认为正确的信仰而战。第二，在苏区的斗争中，人民是由有能力、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领导的，他们对于自己在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要，都有着深切的了解……敌人在军事上强过我们不知多少倍，但在政治上，它却是无法动弹的。”

"论持久战"的思想在这时期已基本形成。斯诺采访完毛泽东后，去参观了红军大学。时任红军大学校长的林彪邀请斯诺做一个讲座，题目是《英美对华政策》。让斯诺印象深刻甚至于有些“难堪”的是，红大学员们提出的问题非常有深度，而且很多他都回答不了，不由得自叹“智穷才竭”。

当时的红军大学共有四个分部，八百名学员。在保安附近，在教育人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下，还有无线电、骑兵、农业、医务等学校。此外还有一个党校和一个群众文化教育中心。

“红大第一分部的学员大部分是红军中的营、团、师级指挥员或政委，接受高级军政训练，为期四个月。跟军红军规定，每个在役指挥员或政委每两年必须至少受四个月这样的训练。”

“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收的是连、排、班级指挥员，红军中有经验的战士，还有从中学毕业生或有同等学力者、失业教员或军官、抗日义勇军干部和抗日游击队领袖、从事组织和领导工运的工人中招来的新学员”。“第二分部和第三分部上课六个月。第四分部主要训练工兵、骑兵干部、炮兵部队。”

红军的政治课程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学、党的建设、共和国的策略问题、列宁主义、民主主义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状况。”军事课程有：“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运动战、抗日战争中的游击战术的发展。”

如果说红军大学是“武”，宣传教育活动就是“文”。斯诺接下来提到在宣教活动中起带头作用的人民抗日剧社。该剧团在苏区不断的巡回旅行，“宣传抗战，在农民中唤起尚在沉睡中的民族主义意识。”

斯诺随即采访了人民抗日剧社的社长危拱之女士。危女士简要介绍了红军剧社的历史。演剧团体最初是在1931年在江西组织起来的。在瑞金高尔基学校里，从苏区招来了一千多名学员，红军训练了大约六十个剧团。他们在各个村子里和在前线巡回演出。每个剧团都收到各村苏维埃要求去演戏的邀请。农民们由于文化生活贫乏，对于任何娱乐都是很欢迎的，他们自动安排交通、吃饭、住宿的问题。每个军都有自己的剧团，几乎每个县也都有。演员几乎都是在当地招来的。

对于红军剧社，斯诺感慨道：“这些剧团使我奇怪的不是他们向世界提供什么有艺术价值的东西，他们显然没有，而是他们设备这么简陋，可是却能满足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和服装都很少，但就是能够用这种原始的材料演出逼真的戏剧。演员们除了伙食和衣着之外，所得生活津贴极微，但是他们像所有共产党员一样天天学习，他们相信自己是在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工作。他们走到哪儿就睡在哪儿，给他们吃什么就愉快地吃什么，从一个村子长途跋涉走到另一个村子。从物质享受来说，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可怜的演员，然而我没有见过比他们更愉快的演员了。”

斯诺对红军剧社评价很高，他认为，“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由于不断地改换节目，几乎每天变更活报剧，许多军事、政治、经济、社会上的新问题都变成了演戏的材料，农民是不易轻信的，许多怀疑和问题就都用他们所容易理解的幽默方式加以解答。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信任。”

“从广义来说，这就是艺术，因为它为观众带来了生活的幻觉，如果说这是一种简单的艺术的话，那是因为它所根据的活的材料和它作为对象的活的人在对待人生的问题上也是简单的。对中国的人民大众来说，艺术和宣传是划不清界限的。唯一的不同在于：什么是人生经验中可以理解的，什么是不能理解的。”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也可以把整个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看成是一个盛大的巡回宣传演出，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正确，不如说是为了保卫这种思想的存在权利。我现在也很难说，但是这很可能是红军最有永久价值的贡献，即使他们最终遭到失败和打垮。已有千百万年轻的农民听到了这些嘴上无毛的青年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福音，即使这些青年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如今已经牺牲了，对这些农民来说，中国古旧文化对禁忌束缚是绝不会再那样有效了。不论命运使这些红军颠沛流离到什么想象不到的地方，他们都有力地要求进行深入的社会变革——对此，农民是不可能用其他方法知道的——而且他们给穷人和受压迫者带来了必须行动起来的新信念。”

“不论他们有时犯过多么严重的错误，不论他们的过火偏向造成了多大的悲剧，不论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或那个问题上的强调或重视有多么夸大，但是他们真诚的迫切的宣传目标始终是要震撼、唤起中国农村中的亿万人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做斗争，教育他们，说服他们，而且没有疑问，有的时候也缠住他们，强迫他们起来‘为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中国农村中的新气象——而斗争，为共产党心目中的具有正义、平等、自由、人类尊严的生活而斗争。农民阶级经过两千年的沉睡以后在觉醒的状态下逐渐站起来，由此而产生的这种越来越大的压力，较之南京方面所通过的一切口头上十分虔诚而实际上毫无意义的决议，更加能够迫使在中国实现巨大的变化。”

“这种‘共产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由于突然得到大量的科学知识，引起了伟大的梦想，开始‘回到民间去’，到他们国家的基层乡土中去，把他们新获得的知识‘启示’，给知识上贫乏的农村，给生活在黑暗中的农民，争取他们的联盟，一起来建设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一个更好的世界是能够创造的，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够创造这样一个世界，在这样的信念的鼓舞下，他们把实行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到人民中去，征求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他们赢得的支持似乎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他们通过宣传和具体行动使亿万人民对于国家、社会和个人有了新的概念。”

这连续的几段论述得实在是太精彩，让人拍案叫绝，我便都摘抄了下来。斯诺继续说道：“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的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这种不可置信的战斗友谊是怎么产生的呢？是用什么联结在一起的呢？它的力量来自什么地方？也许可以说，它毕竟还是没有成熟，但这是为什么？它看来基本上仍旧像是一种有力的示威，像一种青年运动，这又是为什么？”

“只有当你了解中国的历史在过去四分之一的世纪中所经过的那种突出的孕育过程的时候，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答复。这一孕育的合法产儿显然就是现在这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的文人一直要努力凌驾于人民之上，跻身于高高在上统治人民大众的一小批官僚阶级之列——所凭借的手段就是把象形文字和仅有的一些知识据为己有。以此来作为控制乡村的愚昧的武器，而不是用来启蒙。但是新的孕育却产生了一种现象——这个婴儿不但要同‘愚昧的大众’共享知识，而且甚至要把大众理想化。”

斯诺在保安的时候常常思考，该怎样“才能够把这震撼中国胎盘的极其自然的动荡解释清楚”，该怎样“才能够把这缓慢的受孕、临产的胎动、产时的阵痛、产后的结果描写出来？”他说可以一一列举简单的历史事实，但却无法表达它对人造成的苦难剧痛。后来的历史证明，斯诺是说对了的。

这个时候，毛泽东开始跟斯诺谈他的一些个人历史。这不仅是毛泽东的个人历史，也是共产主义如何成长，如何赢得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拥护和支持的记录。由此进入本书的第四篇，“一个共产党员的由来”。或者也可以说是青年毛泽东的觉悟之路。

当斯诺搜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一再发现，“共产党人是能够说出青少年时代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但是一旦他参加红军以后，他就把自己给忘掉在什么地方了；如果你不是一再地问他，就不会听到更多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关于红军、苏维埃或党的故事——这些名词的第一个字母都是大写的。他们能够滔滔不绝地谈每次战役的日期和经过，他们进进出出别人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无数地方的情况。但是这些事件对于他们只有集体的意义，不是因为他们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是因为红军曾经到过那里，而在红军后面的是他们为之战斗的那个意识形态的整个有机力量。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却造成了报道的困难。”

斯诺告诉毛泽东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索性抛开斯诺的问题，讲了自己的生平梗概。我读过多个版本的《毛泽东传》，在关于青少年时期的毛泽东，素材多数出自斯诺的这些采访。

毛泽东的自述非常生动活泼，那种自在狂傲跃然纸上。在进师范学校之前，他有过一段半年的自修经历。他自己订了一个自修计划，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去看书，非常认真的执行，持之以恒。每天早晨图书馆一开门就进去，中午只停下来买两块米糕吃。天天读到关门才出来。

这期间毛泽东读了非常多的书，学习了世界地图和世界历史。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穆勒、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等大师的著作。除了认真研读俄、美、英、法等国历史地理的同时，也阅读诗歌、小说和古希腊的故事。

毛泽东进入第一师范后，偏科很严重，对自然科学并不特别感兴趣，就没有好好的学。每个人的精力都特别有限，作出取舍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我是知道近两年才开始专注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有些醒悟得太晚了。

青年毛泽东尤其讨厌一门静物写生必修课，他认为这门课极端无聊，每次他都想出最简单的东西来画，草草画完就离开教室。一点时间都不想浪费。有一次画了一条直线，上面加上一个半圆，表示“半壁见海日”，又有一次，画了一个椭圆形就算了事，说这是蛋。最后他的图画课得了40分，不及格。读到这一段，不得不感慨这是一个非常可爱，又非常清醒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

他还回忆起杨昌济教的《伦理学》对他的影响，读了蔡元培翻译的伦理学的书后，写了一篇《心之力》的文章，杨昌济给了他一百分。

毛泽东回忆新民学会时，说到“这是一小批态度严肃的人，他们不屑于议论身边琐事。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一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谈情说爱他们认为时局危急，求知的需要迫切，不允许他们去谈论女人或私人问题。我对女人不感兴趣。我十四岁的时候，父母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一起生活过——后来也没有。我并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这是也没有想到她。在这个年龄的青年的生活中，议论女性的魅力通常占有重要的位置，可是我的同伴非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连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也拒绝谈论。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青年的家里，他对我说起要买些肉，当着我的面把他的佣人叫来，谈买肉的事，最后吩咐他去买一块。我生气了，以后再也不同那个家伙见面了。我的朋友和我只愿意谈论大事——人的天性，人类社会，中国，世界，宇宙！”

读到这里，真的会被毛泽东的这种赤子之心给打动。一个人能做到始终如一的理想主义，这是多么的难得。

1918年夏，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当时是为了组织湖南学生赴法勤工俭学。但是他最后没有去欧洲，他觉得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够，想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然而实际上更重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爱上了杨开慧。

毛泽东生命的重要转折点是在北京大学红楼。日后创建中共的两个巨头——“南陈北李”都在这座楼里。第一层为图书馆，第二层为行政办公室，第三、四层为教室。报纸阅览室往左是陈独秀的办公室，往右就是李大钊的办公室。

毛泽东跟斯诺回忆起这段经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尽管收到冷遇，他并不因此而丧气。因为他很珍惜北京的文化氛围。他住的地方离北大很近，他经常步行到北大听讲座，还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两个社团。由于他的谦虚态度和自身实力，让人们不得不由“冷”转“热”。就说胡适吧，第一年毛泽东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向他请教，胡适问旁边的人：“提问的是哪一个？”当得知是一个不在册的小职员后，竟拒绝回答问题。第二年就和毛泽东成了“至交”。后来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在北京的胡适看过后，不仅撰文推介，而且赞赏毛泽东在《湘江评论》第二、三、四号发表的《民众大联合》，“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最重要的文字”。1920年，“胡适并对毛泽东呈送的《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很感兴趣。”

毛泽东回顾起自己的北漂生活，有一段说得既心酸又浪漫，让我印象深刻。我第一次读这段是约在12年前，后来每去北海，都会想起他的这段话来。毛对斯诺说，“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条件很可怜，可是在另一方面，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我住在一个叫做三眼井的地方，同另外七个人住在一间小屋子里。我们大家都睡到炕上的时候，挤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每逢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的庭院里，我却看到了北方的早春。北海上还结着坚冰的时候，我看到了洁白的梅花盛开。我看到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树挂珠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此番再读，我能感受到的是他当时应该正和杨开慧在热恋中吧。因为在物质条件那样窘迫的场景，还能有这么美的发现。

毛泽东还谈到1920年时特别铭刻在自己心中的三本共产主义书籍，他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同年，我和杨开慧结了婚。”

接下来，毛泽东从参加中共一大、出席国民党一大、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与陈独秀机会主义做斗争、秋收起义、井冈山会师、古田会议、红军战术、李立三路线、中央苏维埃政府、五次反围剿，再说到长征。

对于长征，毛泽东总结道：“红军的胜利行军，胜利到达甘、陕，而其有生力量依然完整无损，这首先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其次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干部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几乎是超人的吃苦耐劳和革命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都忠于马列主义，并将继续进行斗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倾向。它之所以不可战胜，所以一定取得最后胜利，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决心。”

华南苏区的六年，是长征这部英雄史诗的前奏曲，但是这六年的历史动人心魄，却只有零星的记载。斯诺在这里总结了红军所取得的人民拥护的基础是什么。

“土地给重新分配了，捐税给减轻了。集体企业大规模的成立了，到1933年，仅江西一地就有一千多个苏维埃合作社。失业、鸦片、卖淫、奴婢、买卖婚姻都已绝迹，和平地区的工人和贫农生活条件大为改善。群众教育在情况稳定的苏区有了很大的进展。在有些县里，红军在三四年中扫除文盲所取得的成绩，比中国农村任何其他地方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成绩还要大，这甚至包括晏阳初在洛克菲勒资助下在定县进行的‘豪华’的群众教育试验。在共产党模范县兴国，据说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有文化的——比那个有名的洛克菲勒资助的县份还高。”

要知道这些成绩可都是在蒋介石的军队包围，以及经济上的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的。国民党除了在收复的地区“清剿”外，每天还从空中进行轰炸和扫射，消灭的农民当有千千万万。据周恩来说，“平民的牺牲是惊人的。整块整块的地方被清除了人口，所采取办法有时是强迫集体迁移，有时更加干脆地集体处决。”“国民党自己估计，在收复江西苏区的过程中，杀死或饿死的人有一百万。”

在介绍可歌可泣的划时代的长征时，斯诺写下了这样精彩的一段：

“共产党人现在正在写一部长征的集体报告，由好几十个参加长征的人执笔，已经有了三十万字，还没有完成。冒险、探索、发现、勇气和胆怯、胜利和狂喜、艰难困苦、英勇牺牲、忠心耿耿，这些千千万万青年人的经久不衰的热情、始终如一的希望、令人惊诧的革命乐观情绪，像一把烈焰，贯穿着这一切，他们不论在人力面前，或者在大自然面前，上帝面前，死亡面前都绝不承认失败——所有这一切以及还有更多的东西，都体现在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一次远征的历史中了。”

讲长征的这一段，最精彩的篇章是“强渡大渡河”，而这其中又以“飞夺泸定桥”最为惊心动魄。“谁会想到红军会在没有桥板的铁锁上过桥呢，那不是发疯了吗？但是红军就是这样做的”。

“机不可失。必须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把桥占领。于是再一次征求志愿人员。红军战士一个个站出来愿意冒生命危险，于是在报名的人中最后选了三十个人。他们身上背了毛瑟枪和手榴弹，马上就爬到沸腾的河流上去了，紧紧地抓住了铁锁一步一抓地前进。红军机枪向敌军碉堡开火，子弹都飞迸在桥头堡上。敌军也以机枪回报，狙击手向着在河流上空摇晃地向他们慢慢爬行前进的红军射击。第一个战士中了弹，掉到了下面的急流中，接着又有第二个、第三个。但是别的人越来越爬近到桥中央，桥上的木板对这些敢死队起了一点保护作用，敌人的大部分子弹都迸了开去，或者落在对岸的悬崖上。”

“四川军队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战士——这些人当兵不只是为了有个饭碗，这些青年为了胜利而甘于送命。他们是人，是疯子，还是神？迷信的四川军队这样嘀咕。他们自己的斗志受到了影响；也许他们故意开乱枪不想打死他们；也许有些人暗中祈祷对方冒险成功！终于有一个红军战士爬上了桥板，拉开一个手榴弹，向敌人碉堡头去，一掷中的。军官这时急忙下令拆毁剩下的桥板，但是已经迟了。又有几个红军爬了过来。敌人把煤油倒在桥板上，开始烧了起来。但是这时已有二十个左右红军匍匐向前爬了过来，把手榴弹一个接着一个投到了敌军机枪阵地……”

这一篇章读来荡气回肠，然而真实的历史更是惊心动魄。这里可以从长征的触目惊心的统计数字来看。斯诺引用了一军团1936年8月编的《长征记》中的数据说道：“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发生在路上某个地方，总共有十五个整天用在打大决战上。路上一共三百六十八天，有二百三十五天用在白天行军上，十八天用在夜间行军上。剩下来的一百天——其中有许多天打遭遇战——有五十六天在四川西北，因此总长五千英里的路上只休息了四十四天，平均每走一百一十四英里休息一次。平均每天行军七十一华里，即近二十四英里，一支大军和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以说近乎奇迹。”

“红军一共爬过十八条山脉，其中五条是终年盖雪的，渡过二十四条河流，经过十二个省份，占领过六十二座大小城市，突破十个地方军阀军队的包围，此外还打败、躲过或胜过派来追击他们的中央军各部队。他们开进和顺利地穿过六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些地方是中国军队几十年没有去过的地方。”

斯诺接下来总结道：“不论你对红军有什么看法，对他们的政治立场有什么看法，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的长征时军事史上伟大的业绩之一。”“红军的西北长征，无疑是一场战略撤退，但不能说是溃退，因为红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其核心力量仍完整无损，其军心士气和政治意志的坚强显然一如往昔。共产党人认为，而且显然也这么相信，他们是在向抗日前线进军，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帮助他们把原本可能是军心涣散的溃退变成一场精神抖擞的胜利进军。进军道战略要地西北去，无疑是他们大转移的第二个基本原因，他们正确地预见到这个地区要对中、日、苏对当前命运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的历史证明，他们强调这个原因是完全对的。这种宣传上的巧妙手法必须看成是杰出的政治战略。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造成英勇长征得以胜利结束的原因。”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次大规模的转移是历史上最盛大的武装巡回宣传。红军经过的省份有二亿多人民。在战斗的间隙，他们每占领一个城镇，就召开群众大会，举行戏剧演出，重‘征’富人，解放许多‘奴隶’（其中有些参加了红军），宣传‘自由、平等、民主’，没收‘卖国贼’（官僚、地主、税吏）的财产，把他们的财物分配给穷人。现在有千百万的农民看到了红军，听到了他们讲话，不再感到害怕了。红军解释了土地革命的目的和他们的抗日政策。他们武装了千千万万的农民，留下干部来训练游击队，使南京军队从此疲于奔命。在漫长的艰苦的征途上，有成千上万的人倒下了，可是另外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农民、学徒、奴隶、国民党逃兵、工人、一切赤贫如洗的人们——参加进来充实了行列。”

斯诺说“总有一天有人会把这部激动人心的远征史诗全部写下来。”后来，我读了金一南写的《苦难辉煌》后，我觉得金老师成功地做到了。

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刘志丹出场了。斯诺形容刘志丹是个“现代侠盗鲁宾汉”。而且刘志丹还可以说是一个可爱的“无赖”。他在1929年到1932年的生涯仿佛一个万花筒，期间经历各种各样的失败、挫折、捣乱、冒险、死里逃生，有时还官复原职，不失体面。他率领下的小支部队几经消灭。有一次，当他的小游击队被包围后，他提出议和，要求被接受后担任了国民党军队的上校军官，在陕西西部驻防。他在那里又开始反对地主，于是又被围剿，这次遭到了逮捕。因为他在陕西哥老会的势力，再次得到赦免，但他的军队改为运输旅，由他任旅长。但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是他第三次又故态复萌。“他的驻区的一些地主向来享有免税优待，拒绝向他付税，他马上逮捕一些人，结果豪绅们都武装反对他，要求西安方面把他撤职惩办。他的军队遭到包围解散。”

刘志丹在1931年举起一面红旗，在陕北迅速展开活动。“派来攻打他的政府军常常在战斗中投诚过来；有的逃兵甚至从山西渡过黄河来投奔他，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闻名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

关于刘志丹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1935年8月，陕北来了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据说有权改组党和军队。张胖子做了一番调查，说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竟审问了刘志丹，还命令他辞去一切职务。可笑又奇怪的是，桀骜不驯的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胖子凭什么权力批评他、审问他，“反而乖乖的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像阿基利斯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生闷气了。”这可真是一个遵守“党纪”的突出例子。而张胖子那边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刚好这个时候，一军团1935年10月到达。发现张胖子不仅越权，并且本人受到了“反对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期以后，被分配去做体力劳动。这件事情可真是让人啼笑皆非，你说刘志丹这个人可爱不可爱？

接着斯诺分析了为什么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西北如此受到人民的欢迎。他从死亡和捐税说起，总结出“那些饿死的人大多数是在不做任何抗议的情况下死去的”。斯诺一连问了好多个为什么？

“他们为什么不造反？”“为什么他们不联成一股大军，攻打那些向他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他们吃饱、强占他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他们不打进大城市里去抢那些把他们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斯诺一度认为“没有什么事情会使一个中国人起来斗争”，直到他来到红色中国才知道自己错了。“中国农民不是消极的，中国农民不是胆小鬼。只要有方法，有组织，有领导，有可行的纲领，有希望——而且有武器，他们是会斗争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

“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

但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是怎样的呢？斯诺说就他在西北看到的而论，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主义”好像要更加确切，在经济上尤为显著。斯诺说：“在有组织的苏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虽然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导，但是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

“客观条件不允许共产党有可能组织大大地超过社会主义经济初生时期的政治体制，对此他们自然只能从未来角度来加以考虑，以期有朝一日他们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那时他们可以把外国租界中的工业基地接过手来，从而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此以前，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农民的当前问题——土地和租税。这听起来可能有点像俄国以前的民粹派反动纲领，但是，期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使他们能够发展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和最后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策略。届时集体化就势所难免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中详细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提到’最高纲领’的话清楚的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设一个真正的完全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在此以前，必须记住，红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一直不过是一种非常临时性的过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于苏区从一开始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的规模上扩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国试行共产主义’，而有不少人却以为这就是共产党在他们小小的被封锁的地区中在尝试的事情。”

“共产党在西北之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像孙逸仙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

苏维埃组织架构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对比现在我们的体制，发现有一些基本原则是沿用至今的。“代议制政府最小的单位是村苏维埃，上面是乡苏维埃、县苏维埃、省苏维埃，最后是中央苏维埃。每村各选代表若干人参加上级苏维埃，依次类推，一直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每一乡苏维埃下设各种委员会。权利最大的委员会是革命委员会，那往往是红军占领一个乡以后经过一阵紧张的宣传运动再举行群众大会选出来的。它有决定选举或改选权，同共产党合作紧密。乡苏维埃下面设教育、合作社、军训、政训、土地、卫生、游击队训练、革命防御、扩大红军、农业互助、红军耕田等委员会，由乡苏维埃指派。苏维埃的每一分支机构中都有这种委员会，一直到负责统一各项政策和做出全国性决策到中央政府。”

“组织工作并不是到政府机构为止。共产党在工农、城乡中有大量的党员。此外，还有共青团，团之下又有两个组织，把大部分青年都组织起来。这两个组织是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共产党把妇女们也组织到共青团、抗日协会、幼儿院、纺纱班、耕种队中去。成年的农民组织在贫民会、抗日协会中。甚至哥老会这个古老的秘密会社，也让它参加到苏维埃生活来，从事公开合法的活动。农卫队和游击队也属于组织严密的农村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这些组织和他们各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红军来领导的……总的可以说这些机构的组织都是巧妙的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尽管每个组织似乎是由农民自己用民主方式做出决定、吸收成员、进行工作的。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斯诺还举了一个“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例子，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而且“苏区很少有红军的驻防部队，因为所有战斗力量都在前线。地方的保卫工作是由村革命保卫队、农卫队、游击队分担的。这个事实可以说明，红军在农民中间得到拥护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红军很少像其他军队那样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和剥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线，在那里为自己的口粮作战，应付敌人进攻。另一方面，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红军便有了后卫和基地，可以放手进行极其机动的作战，而这正是它的特点。”

谈到农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斯诺提到了“经济基础”。红军无论走到哪里，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首先，在新区中的一年取消一切租税，老区里只保留一种单一的累进土地税和一种单一的小额营业税（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其次，把土地分给缺地农民。再次，没收有钱阶级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给穷人。

苏维埃土地法规定“要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那什么人算地主呢？根据共产党（大大简化了的）定义，“凡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出租给别人种的土地而自己不劳动的人都是地主。高利贷者和土豪与地主属于同类”。土地重新分配并没有把土地所有权“平均化”，苏维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土地，保证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够过足够温饱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农民的最‘迫切要求’”。

土地政策的成果是，“红军不仅由于给贫农和无地农民土地而得到他们拥护的经济基础，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由于取消捐税剥削而赢得了中农的感激，在少数情况下由于同样原因或者通过抗日运动的爱国宣传而争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持”。

“对于贫农还采用低利或无利放款形式给予额外的帮助，高利贷完全取缔，但私人借款年息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十仍属许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为百分之五。红军兵工厂里制造的好几千简易农具和成千上万镑种子供应无地农民开荒”。还开办了一所简单的农业学校，据说还要开办一所畜牧学校，只等着方面的一个专家从上海来到。”

斯诺在这里重点提到了合作化运动，因为对社会企业的研究与实践，这个部分的内容也最吸引我，对当下也非常富于启发意义。苏区的合作化运动，不止有生产和分配合作社，还扩大到了集体使用牲口和农具等形式方面的合作，还有组织劳动互助方面的合作。用劳动互助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共产党做到每个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农忙季节，采用“星期六突击队”的办法，不仅所有的儿童组织，而且所有的苏维埃、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组织的会员、驻在附近的红军部队都动员起来，每个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里劳动。甚至毛泽东也参加这种劳动。

这样，便播下了“集体劳动”或叫“联合劳动”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种子，为将来的集体化做好了铺垫工作。“同时，一种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观念开始慢慢地渗入到农民意识到深处去。因为在农民中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是共产党成为经济、政治、文化三结合的东西。”

共产党在陕北取得了些什么文化上的成就呢？首先是彻底消灭了鸦片，斯诺一进苏区，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也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也消灭了，奴婢和卖婴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至于“共妻”和“妇女国有化”的谣言，简直是荒谬可笑的。

不过，在结婚、离婚、遗产等方面的改革，在当时的背景和习惯来看，是非常激进彻底的。“《婚姻法》里有这样有趣的规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的习惯。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婚龄提高到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岁，禁止彩礼，到县、市、村苏维埃登记结婚的，发给一份结婚证书，不取任何费用。男女同居的，不论是否登过记，都算是合法结过婚，而且他们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认有私生子。如果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坚决要求就可以到苏维埃登记处离婚，不需任何费用，但红军的妻子须得男方同意才可离婚。离婚双方财产均分，双方都有法律义务抚养子女，但债务却由男方单独负担，他并有义务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费。”

关于苏维埃社会的信息，最关键的是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有机体是怎样维持运转的呢？这不仅是斯诺的疑问，也是读者读到这里最大的问题之一。苏维埃经济有两个基本任务必须完成：“供养和装备红军，为贫苦农民济燃眉之急”。所以共产党在苏区开创之日起就必须开始从事经济建设。

斯诺是这样介绍西北苏区的经济的：“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原始社会主义的奇怪混合”。

私人企业和工业得到许可和鼓励，但有限制。同时，国家拥有和开发油井、盐井、煤矿等企业，也从事牛羊、皮革、食盐、羊毛、棉花、纸张等其他原料的贸易。国家没有垄断专卖，私企可以竞争。第三种是合作社，政府和群众合伙参加经营，“不仅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且同国家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这个合作社运动的趋向显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

共产党认为合作社是“抵制私人资本主义和发展新的经济制度的工具”，规定了五项任务如下：“制止商人对群众对剥削；克服敌人的封锁；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群众经济政治水平；为社会主义建设准备条件。”

那么合作社是怎么运作的呢？这一段阐述得很精彩：

“村、乡、县、省各级都组织消费、销售、生产、信用合作社。它们的上面则是合作社总局，属财政人民委员和一个国民经济部门领导。这些合作社的组成方式的确是为了鼓励社会的最底层参加。消费者入社每股低到五角，有时甚至只有两角，参加后的组织义务则非常广泛，使得每一入股的人都要参加合作社的经济或政治生活。虽然对于每一入股的人购买股票数目没有加以任何限制，但每一入股的人不管有多少股票，只有一票的权利。合作社在总局指导下选举自己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总局另外还为他们培养工作人员和组织人员。每个合作社还设有营业、宣传、组织、调查、统计等部门。

对于经营得法的给予各种奖励，并且对农民进行了关于合作社运动好处的普遍宣传和教育。政府除了提供技术援助以外也提供了财政上的援助，政府在分红的基础上参加经营，像普通社员一样。在陕西和甘肃两省的合作社里，政府已投下了约七万元的无息贷款。”

这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钱从哪里来？苏区的货币政策是怎样的？“在稳定的苏区，苏币几乎是到处都被接受的，而且有十足的购买力，物价一般比白区略低。”这是用什么维持的？怎样做到的？显然农民使用这种纸币并不是因为它可以兑换储备的金银，而似乎是因为人民信任政府和在市场上有实际购买力而站稳了脚跟。这个时候林伯渠出场了。

（未完待续……）

刘玄奇

2019年8月12日于北大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