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学校食品安全难题，家校可否共建社会企业？ ↗

——这是一场关于社会企业破解校园食材安全难题的探讨。

近日，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部分家长反映的“学校食材安全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而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回溯历史，一次次校园食材问题，不断地刺痛着每一位家长的神经。

信任危机与社会问题

为何类似问题屡禁不绝、周而复始？

如果一次两次，我们可以说是偶然，但如果几次甚至数十次，我们是否可以说是管理机制的缺失。

问题重复上演，校园食材安全问题已经从企业管理问题、学校政府监管疏忽，演化成了一场信任危机、一个社会问题。

面对市场和政府双双失灵，家长们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有的班级家庭私下邀约抱团开小灶、也有的家长打算在学校附近租一个小套间，另请阿姨每天做两顿饭，等等。不得不说，家长自己想出来的应对办法，看似麻烦，实则也是家长们的无奈之举，可谓可怜天下父母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些办法既不持久、也不经济，不管以家长的角度，还是以学校的角度，都是二元对立、互不信任。

共建社会企业，承接学校食堂

而在我的眼中，却还存在另一条经济实惠、切实可行、并且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即由利益群体共建社会企业，承接学校食堂。

社会企业，便是以“为学生提供安全、健康、营养，并且物达所值的食物”为使命，通过开放股权及董事会治理结构，凝聚共识、重建信任。

这个社会企业由学校参股、家长控股，是一个家校联合的利益共同体。学校尽教育之本分，家长尽抚育之责任，各司其职，不可替代，规避了任何人在学生健康上谋利益的非分之想。如果仍是传统的监督查漏，就永远避免不了玩“猫抓老鼠”的游戏。

有人提出施行“家长陪餐制”，家长陪餐的本质，还是家长对于学校和食堂承包公司的不信任，仍然是二元对立的关系。如果以社会企业模式建立一个“家校共同体”，那么，“家长陪餐制”将不再是一个冷冰冰的监督关系，而是一个家长参与学校教育、孩子成长的好机会，变成一种温馨的志愿行为。

社会企业如何破题？

为什么说社会企业是解决校园食材安全问题的必由之路，它的内在逻辑是什么？

（1）不以盈利为目标，利润需要再投入：大家都知道，传统企业（这里指非社会企业）需要对股东负责，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传统企业的天职。对于校园食堂承包商，追求利益最大化通常有两个途径，第一是尽可能压缩成本，包括场地、人工、食材等成本，第二是实现规模化。这就有可能会导致企业为了追求盈利，而松懈对于食材的要求和把控，增大出现问题的风险。

但是社会企业，会在章程中明确规定，盈利中的 X%（通常是 30% 以上，具体数值由股东协商决定）需要用于解决社会问题，比如将盈利用于为贫困学生提供更加营养价廉的食物，甚至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

换句话说，社会企业对于股东分红是有限制的。这会大大降低企业或股东对于盈利的积极性，因为分红会大打折扣。从而也就不会再出现企业无下限地压缩成本实现利益最大化的事情了，因为利益最大化的意义不大，挣的钱都是要还回去的。这叫取之于民，用之于民。

（2）初衷明确、使命清晰：股东在投资建立企业之初，就会清楚地知道，这个企业不是为了获取利润，而是为了给孩子提供安全、健康、营养，并且物达所值的食物。

（3）政府采购服务优先政策：成都市武侯区社会企业扶持办法中，明确指出，将社会企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范围，享有与社会组织同等的购买服务政策支持。如此一来，社会企业在学校食堂招标竞标的环节，就有了绝对的优势。

（4）经济可持续：众所周知，校园食堂的承包商是垄断性经营，没有竞争者，客流稳定，因此就省去了高昂的市场营销成本，也避免了因客流变动而导致的库存积压风险；同时也不必做产品创新和研发投入；场地租金方面，学校食堂的租金明显低于市场上铺面的正常租金；人力成本方面，可以通过招募家长做志愿者，一定程度上降低人力开支。所以如此一家社会企业，经济上一定是可持续的，亏损是小概率事件。

（5）公开透明：既然是面向学生家长众筹的社会企业，那么它的股东就会有大量家长参与，这也就确保了企业的董事会治理结构和监管机制，公开透明。

（6）变革时机：从公共管理的理论上讲，通常当“市场失灵（企业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时候，是藉由第三部门，也就是社会组织发挥其作用。而本次事件，就是典型的社会组织无法参与（志愿失灵），而市场和政府又同时失灵的情况。这个时候，选择社会企业，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综上所述，社会企业既符合成都市委市政府科学创新社区治理、倡导社会企业的政策导向，又能实现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企业设立的初衷和企业经营的目标上，也与广大家长、学生的利益高度一致。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企业管理模式，不仅将解决信任和管理的双重痛点，而且在政策上探索失败或经济上亏损都是小概率事件，还能再开服务型政府管理创新之先河，最终实现多方多点共赢。

什么是社会企业？

看到这里，还是有朋友会问，什么是社会企业呢？和一般的企业又有什么样的区别？

社会企业，首先是企业；其次，它是平衡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一种组织形态。不以盈利为唯一目的，而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企业，我们称之为社会企业。

通常，社会企业的出现都是锚定了某个经济、环境或社会的问题。而一般的企业，我们都知道，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都是耍流氓。相比一般的企业，社会企业并非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而且多了一份社会使命和更强烈的社会责任。

通俗地讲，社会企业要赚钱，因为它需要具有持续的自我造血能力，以便实现可持续发展。但它不是什么钱都赚，比如以牺牲学生健康为代价的钱就不能赚。不仅如此，社会企业还需要将一部分的盈利用于实现其社会使命、增进公众福利。

在社会企业领域，我有一批非常杰出的朋友，他们都是社会企业的实践者。因为他们，我也因此了解到许多振奋人心的社会企业案例。如果举一些例子，或许能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社会企业有什么样的特征。

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深圳诚信诺科技公司致力于用绿色能源改善全球金字塔最底层人口的生活和生产环境，已为全球超过 12 亿无电区的人口提供耐用、实用、买得起的太阳能方案；

不以盈利最大化为目标：印度贫民眼科医院“亚拉文眼科医院”把人工角膜定价为 30 美元，而美国市场的最低价也在 100 美元。

社会企业在成都

照理说，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有更多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但在中国，社会企业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

而值得庆幸的是，2019 年，成都市出台了一系列针对社会企业的扶持政策，意在大力推动成都市社会企业的发展。成都，也因此成为（在社会企业领域）政府支持力度最大、政策文件最齐全、社会参与度最大的城市。

由成都市社治委统筹、成都市工商局牵头，2018 年首期认证了12家社会企业。

正是由于成都市对于社会企业的扶持政策，也吸引了一大批有社会责任感的社会创业者到成都考察、创业。

前两天，在崇州华道生态社区，我参加了由北京国际交流协会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印心生态社区、社企星球等机构主办的“成都生态社区与社会企业发展论坛”，会上结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师长伙伴。大家聊天时，有朋友聊到成都近期的热点事件——成都七中实验学校的食材安全事件。忽然有伙伴提出，“可否用社会企业的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没想到此话一出，大家一拍即合、集思广益。

共建社会企业的操作建议

以下是我和朋友们关于共建社会企业、承接学校食堂的一些建议，仅供参考：

（1）确保股东相关性：只有该校在读学生的家长才有资格参与出资、成为股东，谢绝无关的人，确保所有股东是一个强连接关系的利益共同体；

（2）建立健全退出机制：学生从学校毕业以后，家长可申请股权回购；

（3）专业化经营管理：聘请专业的职业经理人进行管理，从家委会中聘请餐饮行业专家或资深人士作为顾问；

（4）开放志愿者模式：长期面向学生家长招募志愿者，以增加家长的渗透率和参与感，确保企业经营、财务情况公开透明。

来自一位成都青年的心声

此次事件发酵迅速，影响之大，或许对于成都七中的品牌价值，乃至成都的城市形象，都会有所影响。

正是这样一个契机，让我决定写下这篇文章，不仅是对社会企业的一个普及，更是提出一个或许能帮助解决成都七中实验学校食品安全问题的构想。

不期望能为成都扳回一局，但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一个为成都自豪骄傲二十载的青年、一个以用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创业者，我问心无愧。

在此也希望家长们能减少无谓的消极抱怨和不理智的发泄，以实际行动拿出积极态度，把管理权和信任交给自己，机制管人胜于监督查漏，如此才能真正负起孩子健康成长之责。

结 语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一个社会问题的出现，我们不要去指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我们要去行动。或者说，总有人要去行动。

我们都知道改变很难，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世事维艰，但也才能，因此成就不凡。

常言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我想是时候做出一些改变：天下兴亡，我的责任。

附一：

国际上社会企业的发展情况：

1844 年，世界上第一家社会企业诞生；

2001 年，英国政府成立 Social Enterprise Unit；

2015 年，英国的社会企业超过 70000 家；

截至目前，16 个国家出台了社会企业相关的法律，3 个国家已起草相关法案。

附二：

在中国，社会企业不是注册制，而是认证制。并且认证有效期为两年。

什么叫做认证制？

也就是说，是不是社会企业，谁说了都不算。需要具体论证这个企业是否符合社会企业的认证标准。

那么社会企业又是如何认证的呢？

2018 年，社会企业的认证流程：业内流程（受理、初审、认证辅导、尽职调查、中审、公示、认证）+信用核查（核查以下内容：企业信用、章程备案、企业类型、登记机关等）；

2019 年，对于社会企业的认证流程设计进行了细微调整，其一是确保社会企业受基层社区肯定和老百姓认可，其二是强化对社会企业认证后的轻触性监管作用。